范仲淹在做參知政事時嚴整吏治。他審核地方官吏，在名冊中每見德才有虧、名聲不佳者，就把這人的姓名一筆勾除，不再任用。南宋朱熹編纂的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中記載了此事。這正是“一筆勾銷”的來歷。“一筆勾銷”的含義在后世有了一些擴展，有“了結”“把賬一筆抹去”的意思，而其本意則是對庸官、昏官、劣政不妥協(xié)的態(tài)度，這也是范仲淹一生為官的縮影。

　　把脈吏治。范仲淹深切認識到朝政敗壞的重要原因源于庸政懶政的官吏制度。宋朝建立后，有鑒于晚唐五代以來軍武之人掌權容易引起動亂，采取了抑武崇文的方針。用高爵厚祿安撫有功武將，不予實權，也不派實務；廣開渠道選拔儒士，給以優(yōu)厚待遇，構建文官政治格局；強化“恩蔭”世襲制度，擴大并籠絡士階層。但久而久之，官員胥吏人數(shù)激增，各種問題也隨之而來。著名直臣包拯曾寫文章說，宋真宗前后的四十年間，朝中文武官員的數(shù)量足足翻了一番。也有大臣進行某一年的統(tǒng)計，發(fā)現(xiàn)僅地方財稅系統(tǒng)官吏員額就已超過十九萬?？梢姅?shù)量之巨！范仲淹敏銳地認識到，冗官濫吏已成王朝的沉疴積弊，而選人用人制度乃其癥結。官員升遷只看資歷年限，不考核政績，所以很多人就混日子、熬年頭，尸位素餐。有的人官職靠祖上功勞“繼承”而來，本人卻無德無才，甚至貪贓枉法。范仲淹在寫給朝廷的奏議中激切地指出，州縣官吏中有能力的連二三成都不到，而荒政、壞政的卻多達十之七八。他主張“去謬吏”“糾慢政”，對貪污腐敗、昏聵無能、懶政不為乃至老邁失德的官吏，進行嚴厲的彈劾與罷黜。他后來在《岳陽樓記》中寫道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“進亦憂，退亦憂”。喜悲進退非因個人得失，一心為公，這正是范仲淹。

　　任人唯能。范仲淹善于識人。他扶持沉淪下僚的狄青，鼓勵年少輕狂的張載，成就了一代名將、當世大儒。初露頭角的富弼也因范仲淹的熱情引薦獲得機會，終成一代名相。范仲淹執(zhí)政固然嚴，卻并非嚴苛不近人情。作為一位寬厚長者，他對于道德理念和律令條文并不教條。有的官員犯了錯，但動機是為百姓，范仲淹就仗義執(zhí)言，主張從輕處罰。宋仁宗慶歷年間，有一大伙強盜過境，威脅到高郵。高郵的地方軍事長官晁仲約因為沒有兵力抵抗，就動員城中富商拿出金銀布帛、牛羊美酒，假意去犒勞。強盜得了便宜就滿意地繞城而去，城中百姓由此得到了保全。但朝廷聞之大怒，掌管軍事的樞密副使等大臣更主張誅殺晁仲約。范仲淹為之力辯，說晁仲約是因為高郵城中既沒兵士又缺武器，實在無法抵抗才使用了這樣的方法。而且他事先與城中百姓商量了，百姓也都贊同這個做法。如果因此殺晁仲約，違背了制定法律的本意，損害了百姓利益。仁宗皇帝聽后覺得有理，就赦免了晁仲約。范仲淹一切以百姓安危為出發(fā)點，面對“寇至無備”的緊急情況，他認為勉強抵抗最終必導致生靈涂炭，而籌資退賊卻可保護滿城百姓，這比什么都重要。范仲淹居廟堂之高而憂其民。他沒有明哲保身，更不是膽小軟弱，而是嚴也為民，寬也為民。

　　立場堅決。范仲淹對不才官吏在名錄上“一筆勾銷”，體現(xiàn)了他對改革吏治的鮮明態(tài)度和堅定決心。《五朝名臣言行錄》中載，范仲淹在監(jiān)司官吏名冊中勾除不稱職者，以有才能的人補任。同僚提醒他：老大人啊，您這一筆勾畫容易，但被罷免的人勢必難過，恐怕要全家都哭了。但范仲淹凜然答道：這樣即使造成了一家人哭，也總比最終一路人哭好。“路”是宋元時代高級的行政區(qū)劃，大體相當于現(xiàn)代的“省”。因此這“一路人”實際上是指一大片區(qū)域的百姓。范仲淹對不才官吏一筆除名，必然會得罪人，他并非不知。但不得罪千百腐敗官員，就要得罪萬千人民。將不稱職的官員悉數(shù)罷之，百姓才有活路。當仁不讓，雖萬千人亦往，正是國士的擔當。儒家所謂“寧取狂狷，不取鄉(xiāng)愿”，即使執(zhí)拗不為人理解，也不行誤政害民的好人主義。范仲淹的耿介方正，正是難得的品質。